危机公关状况:阳光公关是公开性的 中国公共关

日期:2019-03-13 05:45:16 / 人气: / 来源:本站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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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关危机的处理方式6摘 要:中国公共关系正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困境:一方面其市场规模发展空前,社会需要日益深入;另一方面却遭遇极大的社会伦理挑战。本文以美国卓越公共关系理论为参照,在两岸四地学界和业界共同提出的“公关正能量,武汉共识”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阳光公关”的理念和15项基本原则,为在重重迷雾中摸索前进的中国公共关系实践指明了发展方向。

危机公关关键词:公关正能量;阳光公关;中国公共关系;武汉共识

互联网 危机公关案例分析

危机公关在企业中的应用目前,中国公共关系正处在一个日益尴尬的“囚徒困境”:一方面,中国公共关系的市场规模得到了空前的快速发展,人们对公共关系的接受度日益提高,公共关系日益渗透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与生态发展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越来越被视为推动中国社会整体向前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国家形象、品牌塑造、声誉管理和市场营销战略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中国公共关系行业作为一个新兴的领域,正遭遇着身份认同的危机,正面临着“伦理性的挑战”。近年来,中国公共关系行业普遍存在着“狗皮膏药”现象、“替罪羊”现象、“灭火队”现象、“寄生虫”现象、“人情与面子”现象、“阴谋论”现象、“网络水军”现象等奇特之怪现状。轰动全国的2013口碑互动非法删帖事件、芮成钢事件、21世纪网事件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使中国公共关系的职业伦理和社会声誉直接或间接受到了质疑和挑战。

公关危机处理“三部曲” 危机公关状况

危机公关状况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很复杂,一方面源于制度之困、文化之扰、技术之烂和教育之限;另一方面也可归因于行业历史短、价值导向不正确、从业者素质参差不齐以及行业自律和资格认证体系的不健全等诸多因素。在这种背景下,公关研究者必须要为中国公共关系行业的健康发展,乃至为“公关的公关”,做出自己的努力,必须要回答格鲁尼格在卓越研究中面临的同样问题:最好的公共关系实践应该是怎样的?卓越公共关系的标准是什么?公共关系怎样、为什么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到组织目标的达成?对这些根本性问题的正确回答,是引领未来中国公共关系行业健康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任务。

危机公关状况一、美国卓越公共关系的理论参照

在公共关系最发达的美国,公关业也经历过一段“晦暗”的岁月,长期遭遇社会各界的误读和滥用,甚至产生“严重的形象问题”。比如在1980年代的美国,公共关系被认为是“一种不光彩的活动”,在公众面前,公关从业者甚至“不敢说出自己从事的职业”。美国著名公关专家格鲁尼格等人最大的理论贡献,就是怀着一份追求公共关系专业主义的坚定信念,基于理想型社会角色的公关认知框架,提出了“卓越和高效公共关系”的理论构想,促使美国公共关系实践不断走向“对称”、“伦理”和“卓越”。

卓越理论被认为是公共关系的一般性理论,为公共关系实践在全球范围内走向成熟提供了理论基础。卓越理论认为:从哲学意义上,对称公共关系运作更合乎职业规范和社会责任的要求,因为它倾向于积极地管理所存在的冲突,而非引发对抗。从实践层面来看,基于对称价值观的组织内外沟通是卓越公共关系部门的特征,对称公共关系运作更为成功,也更有利于组织的有效性。格鲁尼格与中国学者对话时说,“不要受西方国家公共关系经验的影响,而要独立地提出中国自己的卓越公共关系标准”[1]。中国公关协会柳斌杰会长指出,中国公共关系理论研究既要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的公共关系理论思想,又要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形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相一致的,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关系理论体系,这是我们需要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郭惠民教授也认为,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背景的中国公关界,应该以自己的思想力和原创力,独立地归纳总结和提炼出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卓越公共关系标准,这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

事实上,中国公共关系在理念和实践上确实与美国和其他国家都有着很大的差异性。陈先红认为,美国强调公共关系的“公众性”,注重传播策略和效果,其英语是Public Relations 和Public Relationships;德国强调公共关系的“公共性”,注重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其德语是“?ffentlich- keitsarbeit ”;日本强调公共关系的“新闻性”,注重与广告的差异性,其公关的日语是“広報”,即广而报之;韩国强调公共关系的“人际性”,注重个人影响的发挥;公共关系 韩语是“????”或“HongBo”;中国则强调公共关系的 “关系性”和“文化性”[2]。

柳斌杰会长指出,中国盛行“拉关系”、“做攻关”,这不是公共关系,而是封建社会留下的依附、人情、裙带关系,公关工作也要与此划清界限。因此,我们必须要从根深蒂固的传统关系观念中走出来,重新思考现代公共关系的“公共性”和“关系性”的独特性,重新思考公共关系在中国社会和文化土壤中落地生根的基本理论和原则问题。

如果说 “卓越理论”是一种美国公关的文化方法,我们认为“阳光公关”则是一种中国公关的文化方法,它将秉持卓越理论同样的理想主义的公关认知框架,从强化和传播中国公共关系的积极认知和正向功能为出发点,以促进中国公共关系实践更加透明化、人性化和专业化、伦理化。

二、中国阳光公关的“武汉共识”

中国阳光公关的理论构想是建立在“倡导真善美、传播正能量”的公关世界观基础之上的。在这里,“阳光”不仅是一个借喻,更是一个隐喻,“太阳”是最具有普遍哲学意味和文化意象的自然概念,它代表了一种最原始的真善美,代表了一种最永恒的信仰崇拜,代表了一种最完美的关系哲学。自然神话派代表人物马克斯?穆勒(Max .Muller)认为,太阳崇拜是人类最早的崇拜形式,太阳神是人类最早的神,太阳神话是一切神话的核心,一切神话都是由太阳神话派生出来的。太阳“从仅仅是个发光的天体变成世界的创造者、保护者、统治者和奖赏者,实际上变成一个神,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太阳发出的光芒是温暖的、光明的、健康的、充满生命力的,也是最有力量的。

有一则《太阳和风》的寓言故事:太阳和风打赌,谁能够在最短时间把路上行人的衣服脱下来?于是,风越来越大,越来越猛,可是行人的衣服却越裹越紧,而太阳则慢悠悠地升到天空,不断散发出温暖的光芒,行人越走越热,最后主动脱下衣服,结果太阳赢了,太阳比风更有力量。在佛经中也有“金刚怒目,不如菩萨垂眉”、“阳光即是佛光”的说法, 温暖的关怀胜过千言万语,人性化的沟通比强硬的灌输更有力量。2002年,国际著名营销传播大师阿尔·里斯在《公关第一,广告第二》一书中,明确提出“公关是太阳,广告是风”的核心观点[3]。在里斯看来,阳光的文化意涵与理想型的公关认知是非常吻合的,与关系管理范式下的现代公共关系研究旨趣是高度契合的。“太阳”、“阳光”代表了公共关系从业者必须遵循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代表了社会组织在公共关系实践活动中必须坚持的传播理念和策略。

2013年10月,第六届“公关与广告国际学术论坛”在武汉召开,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50多所高校的120多位代表参加了圆桌论坛。会上,以陈先红教授为首的来自两岸四地的专家学者、行业协会领导、新闻媒体记者、公关业界代表 15人集体宣读了“公关正能量宣言”,通过现场讨论对话、集体表决,现场达成“公关正能量?武汉共识”,会后,研究者经过专家座谈会、焦点访谈、电话邮件等十多次征集意见和修改,最终形成《武汉共识:公关正能量宣言》。

张昆教授认为,“武汉共识”在中国公共关系学术史和公共关系行业发展史上,都是一个跨国(地区)别、跨行业、跨学科的一次创举,它澄清了公共关系的一些误解,让社会民众更加清楚地认识了公共关系的本质。深度参与起草《公关正能量宣言》的美国著名公关学者莫琳?泰勒认为“武汉共识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既使对于国际公关界来说,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是一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宣言,对处于转型期的世界和中国公关业界来说,“武汉共识”可以帮助公共关系从业者秉持正确的价值观,可以帮助社会组织采取正确的公共关系行动策略,也可以帮助政府、企业与民众进行有效的沟通,建立良好的关系”。莫琳?泰勒进一步指出:“我们应该从公关教育入手,让学生学习和掌握这些世界观和基本准则,公共关系协会组织应该在这个问题上起到非常重要的组织学习和传播作用,应该加强协会会员对公关正能量宣言的理解,让他们知道公共关系从业者究竟应该扮演什么样的正确角色”。

三、中国“阳光公关”的主要内容

秉承发展中国特色公共关系理论的学术追求,阳光公关既是对近年来中国公共关系职业乱象的纠偏,又是贯通中西公共关系理论研究的一次学术创新,其具体内容有以下几点:

1.阳光公关是公众性的,它处理的是公众关系,而不是私人关系,我们要以公众为导向,做公众利益代言人。

公众性是公共关系的对象属性。所有的公共关系活动都必须遵循“公众必须被告知”和“投公众所好”的原则来展开,这在东西方文化中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从中国的“熟人社会”到西方的”陌生人社会”、从“私人攻关”到“公众公关”,从“组织利益的代言人”到“公众利益的代言人”正是现代公共关系带给我们的新思维新观念。公共关系在任何时候都应该保持一颗“同理心”,想公众之所想,急公众之所急,投公众之所好,努力构建组织与公众之间的“意义地带”,做好公众利益的代言人。

2.阳光公关是公开性的,它强调信息公开、手段透明、沟通双向。

公开性是公共关系的手段属性。公共关系的诞生最先始于“信息公开”——企业主面对劳工阶层的罢工运动,不得不与工会组织进行谈判,在不断博弈中逐渐公开信息,透明管理,从单向的不对称传播走向双向的对称传播,最终使企业声誉得以恢复和重建,现代公关由此诞生。公共关系应本着“好事要出门,坏事要讲清”的原则,采取一切公开合法的创造性手段,进行公共宣传,努力提高组织信息的透明度,积极建立利益相关者的信任度。

3.阳光公关是公共舆论性的,它强调重视民意,善待舆论,建立共识,谋求认同。

公共舆论性是公共关系的目标属性。从公众和环境角度来看,公共舆论是公共关系的生态环境。公共关系不仅是公众之间的关系,它还包括一个公共机构与另一个公共机构间的关系,一个公众圈与另一个公众圈之间的关系,公共关系以“公共福利”为由,运用合法化的公共领域范畴来实现组织的目标,因此成为“民意的经营者”和“共识制造引擎”。公共关系通过话题引导、议题设置和议程管理,可以“让理性之光更加澄明”,可以为“民意”、“官意”、“商意”等不同主体提供平等对话的沟通机制,进而促使多元利益主体达成社会共识,最终实现各个主体之间“现实与理想”层面的彼此认同。

4.阳光公关是伦理性的,它是组织的良心,它强调利人利己,心怀天下。

伦理性是公共关系的职业属性。评价公共关系职业者的标准只有一个:道德表现。道德与责任都是一种公共关系。长期以来,公共关系一直被比喻为“组织的良心”,并以此作为公共关系职业正当性的基本依据。当组织主体迷失在追逐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物质丛林”之时,公共关系要成为组织内部主流文化的“一面镜子”,要时刻提醒和要求组织以伦理行为为基调,以“承担社会责任”为己任,以“诚实守信”为基本原则,在实践中坚持利人利己,心怀天下。我们更期待中国公共关系行业能够成为中国人的“良心”,努力营造出公关人自身的社会责任与家国情怀。

5.阳光公关是居间性的,它居于组织——公众——环境系统之间,秉持第三方立场,因而具有公信力。

居间性是公共关系的本质属性。从空间上来看,公共关系是一种“组织——公众——环境”关系,一种组织与相关公众的沟通对话关系,一种组织与所处环境的共融互生关系,在这种复合性的关系中,公共关系是一只脚站在组织里,一只脚站在公众关系和社会环境中,既要对组织负责,又要对公众负责,还要对社会负责。公共关系所扮演的是组织——公众之间的传播中介者,是组织——环境之间的环境扫描者和公共对话者,是一个秉持第三方立场的“居间者”。因此,公共关系具有公信力,它能够兼容与整合不同的意见和观点,帮助组织适应环境或者公众顺应组织,从而促进彼此相互了解和信任。

6.阳光公关是情感性的,它强调建立长期信任,提高关系质量,积累社会资本。

情感性是公共关系的特征属性。从时间上看,公共关系是一种长期的情感关系,而不是单一的、一次性的关系,或完全工具化的理性关系。公共关系强调在组织经营管理中注入爱、尊重、公平交换、满意、信任和归属等情感,从而提高组织——公众的关系质量,建立和积累社会资本。公共关系实践的结果,不是追求在熟人之间建立特殊信任,更是旨在陌生人之间建立普遍信任,还要在社会生态环境中建立一般信任和系统信任,公共关系通过建立信任关系来创造和生产社会资本。

7.阳光公关是对话性的,它强调关系平等和传播对称。

对话性是公共关系的内容属性。公共关系发展史经历了从“不对称”到“对称”再到“对话”的理念转变。格鲁尼格的“对称世界观”假设:组织利益与公众利益是一致的,越能够满足公众的利益,越可获得他们的认同,越有利于组织的发展壮大。Pearson、Michael L. Kent、Maureen Taylor等又在对称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对话思想,从而将公共关系带入了一个更具社会责任的“伦理框架”。Pearson曾指出,公关最好的定义是人际对话管理。Michael L. Kent、Maureen Taylor则提出了公关对话理论的五个基本主张:相互性、接近性、移情、风险和承诺,他们认为,组织自身只有投入到对话交流及对公众的理解之中,才能促进组织与公众之间形成多元价值诉求的“共振点”,从而实现互惠多赢的局面[4]。

8.阳光公关是策略性的,它是“阳谋”而非“阴谋”。它强调思想与谋略,它追求软实力与巧传播。

策略性是公共关系的技术属性。这种策略是“阳光公开”的,而不是“厚脸黑心”的。阳光公关的思想和谋略,一方面来自对新闻立场和价值观的坚持,其提供的消息来源真实可靠,具有权威性,另一方面来自有针对性的创意策略和说服传播,因而可以有效提升组织声誉、形象等软实力。

9.阳光公关是社会性的,它强调善尽社会责任,争做社会好公民。

从社会学属性看,公共关系促使组织成为社会好公民。任何组织机构都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的,他们能够善尽社会责任,并不一定完全出于自愿,而是在公共关系的倡导和推动下完成的,公共关系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组织重视社会责任,照顾公共利益,营造一个和谐的生态环境,以谋求组织机构的竞争优势。社会公益性反映了公关的伦理属性。

10.阳光公关是民主性的,它代表了民主社会的多元化“声音”,是不同利益主体的公开表达机制。

从政治学属性看,公共关系是民主的沟通。公共关系代表了民主社会的多元化“声音”,是不同利益主体的公开表达机制。公关可以作为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调解者,对国家活动实施民主引导;将政治权力转化为“理性的”权力,使统治遵从“理性”标准和“法律”形式;公共关系可以促使政府在公民社会内部对传播资源进行重新分配,它可以通过营造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使公共意见得到更充分的表达与交流,更具有感染力,更容易达成共识和通向真理,更能够为民主进程化解许多险情和危机[5]。公共关系所建构的公众注意力与好感,其效果远超过销售商品本身,它不仅是建立某一商品的信誉,同时建构出公共权威,成为一种能够动员社会的半政治力量。

11.阳光公关是管理性的,它是对关系、传播、形象、声誉等组织无形资源的系统管理。

从管理学属性看,公共关系是“组织与公众之间的传播管理”。这种管理不是对组织有形资产的传统管理,而是对关系、传播、形象、声誉等组织无形资源的系统管理,是基于组织文化建设的“软管理”。

12.阳光公关是战略性的,它强调监测环境,预测趋势,促使决策与社会变动同步。

从战略学属性看,公共关系的业务是为顶级的管理层提供咨询服务。做公关就是做决策,基于科学调研,公共关系从业人员不仅要发现一般问题,还要审时度势,预测趋势,他们是重要的“环境监测者”、“问题诊断者”和“趋势预测者”;他们不仅要提供策划文本和应对策略,更要在战略和全局层面做出全面规划和顶层设计,真正帮助组织决策与社会变动同步。

13.阳光公关是求真的,它强调以事实为基础,与媒体共建社会真实,决不可对媒体与公众说谎。

从历史起源上讲,现代职业公共关系肇始于美国“报刊宣传”运动,这场运动提出了“凡宣传皆好事”的主张。所谓“公众要被愚弄”、“让公众见鬼去吧”的宣传论调大行其道,各种愚弄和欺骗的宣传手法被发挥到了极致,引起了公众的愤怒和抵制,并导致了著名的“清除垃圾运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公共关系之父”李艾维倡导“说真话”、“公众应被告知”,从而使现代公共关系职业的诞生[6]。作为“求真”的公共关系,就是要做到信息真实、态度真诚,好事要出门,坏事要讲清,要以事实为基础,与媒体共建社会真实,决不可对媒体与公众说谎。“真实”作为公共关系的生命,是公共关系与生俱来的专业特质和不懈追求。

14.阳光公关是向善的,它强调做得好、说得好,以及只做好事。

公共关系在精神上的最高指导原则,就是追求“公共的善”,利己利人。李艾维曾提出,凡有益于公共事业的,必将有利于组织。公共关系不仅仅停留在“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小善”层面,而是进一步倡导“兼济天下”的“大善”思想,有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公共关系的“善”不仅强调做得好(Good Doing)和说得好(Good Saying),而且强调只做好事(Good things)。事实上,每一个公共关系决定都必须建立在正确的、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原则基础之上,这才是公共关系最有效的时候。

15.阳光公关是尚美的,它强调守望美好,塑造美形,美美與共。

历史上,正是由于现代公共关系的产生,“形象”才逐渐从一个审美概念演变成为一个经济学概念,并在20世纪40年代发展成为一种企业经营的战略即CI战略。公共关系的核心是塑造良好的品牌形象。它既强调“守望美好,塑造美形”,更强调“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进而从“具体美”中走出来,共同塑造健康的社会和谐之美。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全球化、媒介化和关系化的时代,小至个人与企业,大到社会和国家,都迫切需要改善关系、维护声誉、赢得信任、建立品牌、谋求认同。公共关系,无论作为一种社会职业还是一种社会活动,都处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发展期。面对人们对公共关系的期待、迷惑、误解与滥用,我们提出,公共关系是“术”更是“道”;我们相信,倡导真善美,传播正能量,才是阳光公关之道;我们倡导,公关正能量,让公共关系更有力量。

从学理上讲,阳光公关十五条突破了主流的聚焦于组织层面的公关研究,将视角推向更宏观更具有包容性的生态层面,与西方经典理论“卓越公关”形成文化呼应,创新性地提出了“组织——公众——环境”(OPERS)的“关系生态”概念框架,以及基于中国文化背景下“阳光公关”的理论倡导。在OPERS的宏观视角下考察公共关系的社会功能和角色,我们就可以把公共关系对民主政治的影响、对公民社会的建设、对社会资本的积累、对文化软实力的提高、对社会冲突的调解等等战略层面的角色和功能,合理地纳入到对公共关系有效性的考察视野中来,这一点弥补了卓越理论对“组织——环境关系”的忽视和不足,使公共关系学科的研究对象更加系统完整和具有战略性。同时,“阳关公关”理想范式的提出也将为在重重迷雾中摸索前进的中国公共关系实践指明正确的发展方向。(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今传媒 作者:陈先红

文章原标题:阳光公关是公开性的 中国公共关系的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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